文/黃紹博通俗理論
熟悉經濟思想史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得出來，這篇專欄標題山寨自於一個偉大的經濟學家凱因斯。一九三六年凱因斯出了一本著作《就業、利息與貨幣的一般理論》簡稱《一般理論》，字數不及一本通俗財經書籍，內容深入卻可比期刊論文，內容強調了政府支出的可用性與對於透過財政政策穩定總體經濟的重要概念。當然，由於凱因斯建議了政府主動干預的傳統主張，被現代偽裝成自由主義份子的放任主義派，以及偽裝成資本主義的金融貪婪派給大力駁斥視為異類。基本上，我並不全盤認同凱因斯所有主張，但也不會無謂的反對政府干預，尤其是透過現代的經濟知識，使得問題成因與解決方案顯而易見的時候。
我在過去的文章已經表述過，如果政府已經明確知道該如何應對經濟問題時，自由主義並非是最好的主張(請參考：升值貶值一起來的新台幣）如同我們生活中出現SARS與AIDS這些高傳染性的致命病毒的時候，政府是否該用「適者生存」自由派觀點，忽略WHO的合作機制，放任病毒蔓延成為世紀黑死病？這種情況你一定不會排斥政府干預，因為你知道生命不是開玩笑的，所以你寧可料敵從嚴犧牲自己的權利，少出門、帶口罩、增加出國通關的繁鎖程序等等。
遇到國家經濟問題的時候，很多人腦中卻運作著完全相反的思想邏輯，這是人類理性當中有趣的地方，或許就是因為以為經濟死不了人，大家才可以這樣發散且不重視地隨便作出評論。但國家重大的經濟決策在每一段時間只能作一次，並且也回不了頭，事實上，這些決策可以深深影響你我的生活短則三、五年長至十數年。
這幾天電視上最熱門的新聞都在馬政府的財經內閣團隊打轉，有的人希望股市大漲，有的人希望政府有更好的產業政策，有的人希望央行不要抑制新台幣造成通貨膨脹(我已經懶得跟那些說法辯論了。其實台幣已經在升值，那些活在石器時代的人卻怎麼樣也看不到。)有的人希望盡可能讓房價下跌恢復居住正義。其實這些期望，都不是正式的政府公共政策作為，反而都只是一些金融家在報章媒體長期互相灌輸的通俗概念。
產業政策的盲目
呼籲政府重視產業政策很簡單的，但要制定"好"的產業政策非常困難。首先，經濟官員與學者是否能正確識別出台灣某些產業比其他產業更重要？有的人認為只要是｢高科技」產業諸如電子、生技、能源、文創就是整府產業政策的目標，但什麼才是真正值得被政府扶植的「科技」？並沒有人能回答我們。另外，有些人會建議政府針對「高附加價值」產業進行補助，而隨後的問題是到底高附加價值是來自於企業本身的競爭力，還是單純該產業的高風險而帶來較高的報酬？這也很難識別。最後是，就算有政府保護某些特殊部門，我們必須考慮到犧牲率。例如政府投入到整個產業，但該產業公司只有一半存活率，就算最後有倖存的高報酬公司，若加計另外失敗的一半，只會讓政府的產業政策整體而言顯得事倍功半。
更何況現在政府的保護政策還要受到WTO的規範所限制，除非政府能明確辨別值得受到扶植產業，並擬定不至於逾越WTO規範的產業政策，否則貿然進行積極的出口保護或是產業補貼政策，只會盲目地圖利受惠的富人企業主卻犧牲了民間社會整體福利，又恐引來貿易夥伴的報復。
高尚的國際金融分析
我一直感到疑惑的是，國際貿易與匯率問題一直是金融圈內熱門的話題，那些講著國際問題的財經人士、電視主持人與名嘴，在民眾眼裡似乎都比較高尚，但回到國內問題卻顯得常識不足，這些人等的態度與眼光都非常有問題。對於政治人物來說，專注於討論國際問題，可以讓那些議員不用跟民眾解釋為什麼有錢人稅率較低，為什麼貧富差距擴大，為什麼國際原物料進口到台灣，在國內壟斷廠商的哄抬下價格只漲不跌，為什麼民眾對於薪資成長率與經濟成長如此的無感？
國際金融與出口產業問題，受到全民與媒體的關注，而國內社會福利的高門檻以及國內消費積弱不振，都被國際局勢與匯率的光芒遮蔽，讓政治人物輕鬆的轉移話題，把行政責任歸咎於中央銀行的頭上。對於想要逃避民眾指責的政治人物來說，這樣的誤導實在是一本萬利的划算生意。
因為國際問題不受政治人物控制，政府也無須負責。所以我們的財經官員滿口說著「受歐債問題影響、受美國政策影響、受日本地震影響、台灣基本面沒有改變」，問題是政府對於台灣的基本面難道沒有可以改進的地方？
受制於消費的薪資成長
國內消費對於薪資成長非常的重要(請參考： 民之所欲「消費」在我心)，因為消費可以驅動國內生產、資本支出、中小企業利潤乃至於股票市場。而可以影響消費的因素非常多，可以來自於薪資成長、消費借貸、政府稅率、利率、通貨膨脹、資產財富效應與民間氣氛等等，包含了金融面、財政面、貨幣面、心理面等各種變化都會對消費產生衝擊。
無論如何，最關鍵性的還是來自於國民所得，畢竟收入才能夠轉化成消費，消費成長又能增加國民收入，因為總收入等於總所得，整體消費的成長又會帶動就業率的增加。所以，個人工資收入增減也反應著個人購買力的強或弱。
請先看附圖一，台灣人自一九八一年到二○一一年(估)的平均薪資，由一萬○六百七十七成長到四萬五千七百元的水準，成長四點五倍，但你可由圖表中看到自從兩千年以後，台灣平均薪資就停留在四萬元上下的水準，而年成長率由過去的八％以上逐年降低到五％以下甚至在二○○二年與二○○八年出現負成長。一次是正值SARS發生時期，另一次則是金融風暴，整體來看台灣平均薪資成長率持續下跌。
如果我們拿台灣名目國民消費年增率來比照，你就可以發現薪資的成長率與名目消費年增率息息相關。這一切都告訴我們跟八股的經濟學課本講的一樣的事情－－帶動國內消費才能帶動薪資成長，跳Tone去討論國際貿易、產業政策、匯率都沒有太大的關係。此外，你也可以從國民平均可支配所得年增率與實質消費年增率關係得到一樣的傳統觀點。(請參考：歪腰的國家競爭力)
薪資成長無感化的原因
如果有政治人物或官員拿薪資的絕對數值來告訴你台灣薪資持續增加，儘管速度不快，但沒什麼好憂慮的，這絕對是一派胡言。第一件忽略的事情是，這是有工資的人的平均收入，卻不包含逐漸擴大的失業率，第二件事情就是貧富差距以及個人薪資不能反應全戶收入。所以，家庭中位數收入是非常重要的收入指標，因為它代表全台灣家庭收入中最中間的家庭，也是典型中產階級或是上班族的家庭收入。用家庭收入來觀察可以避免平均薪資在失業率的偏差，以及涵蓋高收入者扶養父母或小孩的狀況。請看附圖二，這是一九八○年到二○一○年的家庭可支配所得十分位統計圖。
第一個要注意到的就是由一九九○到二○○○年台灣貧富差距擴張速度最大，我們推想當時由於台灣電子產業受到政府的優惠稅率補貼，加上極不公平的高階經理人無償分紅的「產業政策」扶植之下，造就了看起來亮眼的外銷出口式的經濟成長，卻擴大了貧富差距。這是我一直呼籲國民千萬要小心「時髦的產業政策」往往被後隱藏著「圖利富人」的毒藥政策，如果你還沒有感受，你可以看看十分位組的雲端第一組，以上的所得就是偉大尊貴的台銘哥與雪紅姊，他們就是靠著政府的產業政策而高高在上。
第二個要看到的事情是，在二○○○年之後中位數可支配所得就停滯不前，而第一組很快就甩開二○○二的陰霾步上可支配所得成長的愉悅行列，到了二○○六與二○○七年，中位數收入好不容易恢復二○○○年的水準，分界點一到三的家庭收入都創了新高，尤其是分界點第一組的大哥大姊們。
第三就是可憐組，分界點七八九組，十年之內都沒有恢復到一九九九年的可支配所得高峰。我們可以看到台灣中低階層的生活確實越來越遭。
對於總體經濟的另一個重大誤解
社會上對於「出口的產業政策」有特別的偏好，其實是來自於個體經濟概念的綑綁，我們都知道賺外部的錢到口袋中才有財富增加，就像員工收到薪資，企業收到獲利，由於這樣的觀念讓我們在總體經濟中失去了方向。許多人誤以為，一個經濟體系如果要成長，必須依賴外銷獲利，內需只是用把我們左手口袋的錢放到右手口袋，總財富並不會增加。
這又是一種把個體經濟邏輯套用在總體經濟當中的普遍誤解。事實上總體經濟有另一個規則，消費者在國內花掉的錢，會變成家庭的收入，雇主對於員工的調薪，會變成企業的銷貨收入。如果用個體經濟的想法，就會誤以為企業節省成本，消費者節儉就能保留更多財富；但總體經濟告訴我們相反的事情，一個慷慨的雇主與樂觀消費的家庭，穩定的社會環境，加上知識與科技增長引導生產力提升，這樣的經濟體系就會越來越富有。
好比是一個右撇子經常使用右手，讓右手勞碌辛苦，左手戴著鑽戒名錶享受悠閒，右手則會越來越強壯，左手變得較為虛弱，這是生命生長的現象。而總體經濟的運作正好類似這樣的道理。
貧富差距擴大是產業政策與稅制偏差的後遺症
所以我還是要給這個社會與政府呼籲，台灣過去民間消費占整體GDP六成，現在卻衰退到五成，請官員回到重視國內消費的政策，刺激國內消費才有辦法增加民間收入，同時改革稅率，增加中低階層社會補助，而後才能緩步恢復與增進就業率，這幾乎可以說是條單行道，別無更好的辦法。如果政府繼續停留在過去的扶植某些產業的產業政策上，可能表面上非常光鮮亮麗，卻會繼續擴大貧富差距，一旦產業政策失敗，將會更得不償失。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大國，美國，正在走上稅率改革與擴大社福的路上。
我當然知道現在網路的時代，寫一篇國際金融的分析文章可以滿足觀眾的需求，而且國際金融變數非常多，任何一個理論都好像可以自圓其說，但卻無法把通俗觀點導正回傳統經濟學課的基本觀念，消費等於收入，這樣是很可惜的事情。請注意除了台銘哥與雪紅姊，我們都是九十％，我不知道政府、民間評論家與金融分析家繼續執意在強調政府出口產業政策上，普遍九成的家庭還有幾年苦頭要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