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紹博國競天擇，競爭力生存
一八三八年，有一位原本是研究地質的科學家轉型研究生物學，提出了一套影響人類數世紀的假說《天擇說》，他就是英國科學家－－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他的演化論是九○年代生物學的主流，儘管就現代科學家的觀點來說《演化論》有許多在科學上論點的瑕疵與基本假設錯誤，整個研究方法非常落伍也不嚴謹，縱使《演化論》的基本論調也早被現代生物學家秉棄，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這個邏輯卻深深烙印一般人的心目中，成為民間粗糙的基本信仰。科學理論的錯誤原本是再常見也不過的事情，但達爾文學派在歷史上永遠無法否認的是，《演化論》成為德國納粹黨拿來屠殺猶太人與侵略鄰國的種族理論。這段歷史讓我們看到，一個錯誤的理論被當作真理在社會運作時，會產生多麼大的破壞力。這種「透過競爭，贏家生存」的核心概念，在現代悄悄演化成了「 競爭力基本教義派 」。
有一些名詞的正向性是放諸四海不容被否定，例如我們口頭上常說的，要作個乖孩子、好父母、好學生、好老師、好員工、好老闆、一個好人；這種本身帶著正面條件的名詞沒有人會拒絕，好比是道德、品質、良知、自律、美德；還有一些人格能力是大家都歡迎的，譬如行動力、創造力、領悟力、親和力、反應力、思考力以及－－「競爭力。」也就是由於我們天性樂於接受這些"人格追求性"的名詞，就算是一個錯誤的觀念經由這些美好的名詞所包裝，你將會毫不猶豫的將其中的毒素吸納入你的腦袋，成為你理智的一部份。所以強調優生學與進化論的納粹，才有辦法在短時間利用控制天生本該聰明的德國人，讓歐洲大陸陷入黑暗。
「競爭力」這個名詞太頻繁出現在我們生活周遭，畢竟我們看得到動物之間在生態圈為了生存的競爭，企業與企業在爭奪商業市場，人與人之間步步驚心地勾心鬥角。以至於當我們討論到貿易、就業、匯率、與國家競爭力就很容易被混淆。
一九九○企業管理大師麥克波特(Michael Porter)則提出「國家競爭力就是國內企業經營環境的優劣。」我自己就是商學院畢業，當時國家競爭力理論之熱門，台灣企管類的碩博士畢業論文中，十篇有五篇都會引用「國家競爭力」的論述(我就是其中之一)，我深深知道在台灣管理學就是一種唬爛學。但這很容易誤導我們，以為這是一種國家的基礎設施為本質，透過企業跟其他國家競爭的策略。所以，一般人討論國家競爭力的時候往往會把商業表現跟國家「遷拖」在一起。例如，通用汽車在國際市場落後於豐田汽車，美國人就會說「這是由於日本比美國更有競爭力。」當台灣代工毛利率低與韓國的品牌企業，我們也會武斷地說「這是由於韓國比台灣更有競爭力」。事實上要定義國家競爭力很難，唬爛大師波特的「國家競爭力」也只是多數定義當中的一種，這套理論讓我們知道國家在面對國際變動的時候，如果不做好國家自己的本分，強化基礎設施條件、提升教育程度、加強法治管理，確實會造成經濟上的損害，無論如何「國家競爭力」並不夠離譜。
而一些沒搞懂又整天把競爭力掛在口邊的金融評論家，我們就可以稱他們為「競爭力基本教義派」。
比較優勢的誤解
如果仔細了解報章雜誌的「競爭力基本教義派」有一種更離譜跳Tone的描述，把國家競爭比喻成企業競爭。我們知道企業沒有競爭力，代表比較差的技術、比較差的產品或是比較差的生產效率，終將產生公司虧損，最後企業衰敗殞落。但是國家與企業兩者之間根本不能畫上等號，國家並沒有所謂的倒閉與解散，企業存在與競爭的的目是為了獲利，而國家存在是為了經濟上的成長與經濟分配，維持社會的運作。國家的貿易型態主要決定於該國家自身的比較優勢(請參考你學的是靠譜經濟學還是靠北經濟學？)一般人對於國際貿易的標準誤解，就是如果國家無法生產出比其他國家更有效率的產品就會被國際貿易給拋棄，這完全就是混淆了比較優勢與絕對優勢的典型偏見。事實上，不管國家多麼落後多麼沒有「競爭力」都能從比較優勢中產生自己國家的貿易型態，從而參與國際貿易。
但我們可不可以透過國家改變自身的比較優勢，是的，的確是可以，一如台灣過去透過政府參與，產官學合作的方式產生了台積電，這的確是很成功的創造比較優勢，而且一旦有比較優勢以後，台積電本身會努力維持自己的優勢，讓台灣在半導體產業上的出現了「聚落效應」與「外部經濟」的也引發了NB代工產業的成功條件。在這樣的觀點中我們似乎看到了經濟成長的契機？不，這個成功的典範很可能是個偶然。所以近幾年我們看到了DVD、DRAM產業的衰敗，相同的產官學合作模式不見得能保證產生贏家。
此外，如果國家決定追求某些特定比較優勢，也會對國家其他原本的比較優勢產生傷害，追求競爭力所產生的傾斜，本身就帶有強烈的爭議性。政府可以做的反而是回到經濟學課本專注在可以讓全國受惠的公共政策，提升教育品質、增進人口成長、提高勞動參與率、強化基礎設施...。只是，這種教科書的答案絕對不會被「競爭力基本教義派」所接受。
失敗的競爭力
「競爭力基本教義派」往往將生產先進產品的技術水準視為國家競爭力的重要指標。但歷史上許多的商業競爭，較先進的高科技技術不見得會成為市場贏家。例如一九八○年重要的錄影帶商業戰爭，SONY挾帶最自慢的技術規格Betamax，與JVC的VHS系統對抗。了解競爭力與技術的人一定會投SONY一票，因為Betamax有較好的錄影品質，更小更容易攜帶的體積，怎麼看都是SONY會勝出。事實上SONY失敗了，主因只是國際市場需要可以錄完世界杯足球賽長度的錄影機，而較不注重品質。不只如此，推出walkman大受歡迎的SONY繼續推出音質較好錄音品質可比CD的可錄式MD，其技術也是遠高於錄音帶，推出數年後卻不敵大量CDR與DVDR的普及，而最後MP3與蘋果的iPod正式終結了SONY的walkman與MD。在家庭遊樂器市場SONY一開始就卯足全力推出技術能力最高的PS3，SONY自傲於PS3最強的處理器與顯示器加上藍光光碟播放的能力，結果任天堂的Wii互動式的遊戲方式一炮而紅，搶走不少SONY的生意。在美國人人都認識蘋果，其作業系統Mac OS一直都是非常有競爭力的產品，但市占率卻遠輸於微軟經常當機的Windows系列。
舉出這些例子無非是要表明，國家去追求商業上的競爭力不見得能討到便宜，原因在於政府不能只專注於供給方的競爭策略，因為消費市場更不理性。人們很容易有一個錯覺，達爾文也有這個錯覺，即認為生物的結構越複雜就越高級，越簡單就越低級。跟競爭力論者一樣，認為越高級的才會是贏家，但有趣的事情是，不只高級是贏家，有時候低級的(看起來沒競爭力的)也會是贏家。
這就讓我們想到韓國的三星電子，他們如果出現任何「閃失」，整個國家是否能承擔，政府為了國家競爭力而大量不公平的挹注社會資源到某企業而帶來的失敗？
政府根本就不應該把公共政策專注於跟「競爭力基本教義派」一樣的信仰上。
提升競爭力就提升生活品質？
我不大明白為什麼一般的金融評論家能夠如此一致的把國家與企業混為一談，但我知道如果把本身的經濟問題導向於國際貿易，就會讓我們忽略了要讓總體經濟恢復成長的困難度，口徑如一專注在外面的因素之上，加上大家都知道貿易餘額可以被匯率調整(儘管只是小幅度影響)，那些金融家就會告訴你透過匯率就可以把經濟成長上的問題給克服。所以不論是認為要增加競爭力的人會希望透過匯率貶值，希望增加經濟成長刺激內需的人則相反的呼籲需要匯率升值。事實上，這兩派說法都對了，只是這兩件事情會同時發生，光是透過匯率調整，幫助出口就傷害進口，厚實進口就會壓抑出口。根本就沒有一種匯率政策可以有效的只單方面影響進口或出口。我常聽到有人認為：「台灣的所得牛步成長是由於台灣為了國際競爭，不得以只好用低毛利低工資的代工業搶訂單，而低毛利就是受害於中央銀行的匯率政策，而匯率干預就是從外匯存底可見。」當他們發現，如果要維持出口的優勢，就必須要在世界市場用更低的價格銷售，最簡便的方法就是透過貨幣貶值，而生活水準取決於購買力，貶值的匯率政策就是導致實際購買力降低的主因。
這套「競爭力基本教義派」理論聽起來非常有道理，但卻不是事實，而且還倒果為因。如果要破解這些人刻骨銘心的誤解，一定要有資料佐證。(有關匯率問題請參考：外匯存底的憂鬱)基本上一個國家個購買力的成長率取決於該國本身的生產力的成長率，不論進出口貿易的表現，這就是課本所說的傳統經濟觀點，所以經濟學專注在與「生產力」相關的各種分析，而對於「競爭力」沒有任何經濟模型。
首先我們來看(上圖)台灣可支配所得年增率、GDP年成長率與出口額占GDP總額的變化(數字皆以新台幣為單位)，儘管出口貿易由早期的三四十%成長到六十%，GDP成長率大約與可支配所得年增率一致。這在全世界都有相同的結果，因為生活品質與居民購買力有關，居民購買力取決於收入(可支配所得)，一個國家的生活水準是由國家的經濟成長決定，也就是說提升生活品質與所得只能透過增加國內生產力來提升。很顯然提升生活品質，並不是取決於國際競爭力。
其實擔心國家競爭力確實有幾分道理，但完全忽略國內生產力則文不對題。但這就是「競爭力基本教義派」不肯實事求是的我執與怨念。你如果問他們什麼是競爭力的意義，他們會說出好幾種答案，這樣也是競爭力，那樣也是競爭力。但生產力不同，生產力有經濟意義，可能來自於技術、知識、人力等等的增長而提升，卻不是來自於競爭力。當然，「競爭力基本教義派」會說技術提升、知識增加、人口成長就是競爭力，但你必須了解他們這些人的拐彎抹角，其實他們一旦講企業競爭力，通常就拿別的國家或是別國企業來必較，而不是本國跟本國比較。他們對於競爭力的定義，就是認為有競爭力才能出口，競爭力與生產力，根本上的意義相差甚遠。經濟學所謂的生產力成長，是自己跟自己比較的效率提升，而不是本國跟國外的某個國家比較。
歪腰的競爭力
為什麼企業競爭力不見得可以帶來生產力，原因在於競爭力並沒有專門的定義，他就彷彿好像是戰鬥力、執行力一樣的東西，但是企業戰鬥力、企業執行力是無法數量化比較的，而且在國際上戰鬥力低的公司，由於比較優勢的關係而依舊有出口的能力。
另一個競爭力的問題是，如果一個國家持續提升生產力，其實會使得工資增加， 工資提高的結果，會使得國內某些企業的競爭力下降，但生產力是持續提升的。這就是競爭力與生產力脫鉤的最大證明。事實上，一個國家只要自己提升自己的生產效率，就算在國際間沒有競爭力，依舊可以增加國民所得提升生產力。
國際貿易的本質就是合作與全球資源交換，出口的目的是為了滿足海外需求，進口是為了滿足國內需求，貿易型態由比較優勢決定，民眾的生活品質取決於生產力成長率，而商業之間的競爭是為了讓市場更有效率的手段，競爭並非目的。如果你要問我，現在年輕人所感受到的薪資停滯要怎麼辦，我的答案很簡單，政府要做的事情就是「傳統的智慧」：提升教育品質、增進人口成長、提高勞動參與率、強化基礎設施、注重社會分配、安定的政治環境...。
如果你是單方面的「外匯存底詛咒的信徒」可以看我過去的文章獲得一些答案；如果你只是「競爭力基本教義派」應該會思考自己為何會在腦中成型這種理論。但如果你同時是「外匯存底詛咒的信徒」與「競爭力基本教義派」，那想必你一定是「殺央聯盟」的菁英份子。(請參考：叛國的中央銀行？)事實上，追求競爭力，最後的公眾結論只能走向貿易保護與貿易戰爭，與全球貿易開放的路大相逕庭。
如果我是大學教授，面對那些大一的企管系學生，我一定會出個期中考題：「請用波特的鑽石理論模型比較馬英九與周美青，誰讓馬家產生家庭競爭力？」回答最多的給他○分，以免他變成「競爭力基本教義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