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紹博失業佛地魔
有一個經濟數字，他比通膨更敏感，比貨幣更引民眾注意與政治人物的關切，那就是「失業率」。我們經常把就業表現拿來看做政府的政績，每到民主國家的選舉，國內政策與電視辯論，都會依照慣例地把就業問題拿來炒作一番，等選舉完畢以後政治人物又會默默閉上嘴巴，將失業是為不可說的秘密。
連國際間通俗言論泛用的「痛苦指數」，也是將失業率與通膨率兩者相加。我經常懷疑，為什麼失業與通膨兩者是一比一相加，而沒有任何加權調整？難道一％的失業痛苦程度，跟物價上漲一％是一樣的嗎？但也不必想那麼多，因為「痛苦指數」根本就不是正式經濟指標，頂多只是摻有計量形式的民俗經濟學罷了。
我們知道對於政府來說，要解決通膨問題非得依賴貨幣政策，而且顯然比較簡單；若要挽救經濟衰退，可以依靠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兩者配合加上適當的操作，當然這就有點難度了。但如果要迅速增加就業，全世界政府與經濟學家可以說是一籌莫展，相對於通膨與衰退，顯然是難上加難的事情。
通膨救失業的理論
一九五八年紐西蘭經濟學家菲利浦，研究了一八六一到一九五七年之間英國經濟數據，提出了一套赫赫有名的經濟理論「菲利浦曲線」，實證結果發現兩者呈現負相關，所以他認為失業率與通貨膨脹之間，具有「抵換」關係。這也是你常常在電視上聽到財經媒體專家們說的，降低失業率必須接受較高的通貨膨脹，而若要降低通貨膨脹就要忍受高失業。
這似乎是告訴政府，魚與熊掌不可兼得，也給政府一種暗示，就是可以用高通膨換取就業的成長性，或是當通膨太高的時候，要民眾接受更高的失業率來降低通膨。這套理論剛開始大受歡迎，但經過先進國家長期實驗，其結果並沒有想像與理論當中的單純。
我們先來看看台灣一九八二到二○一○年之間的通膨率與失業率的關係圖。如果經過統計計算，大致上可以看到菲利浦曲線所描述的抵換關係。但負相關的程度顯得有點弱。
整體分佈在兩大年代，一個是二○○○年之前的八○九○年代，與二○○○年之後兩個分布，在八○與九○年代大致上在低失業與低通膨之間交換。
有一些年份，例如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七年，一九八九到一九九二年之間，抵換關係完全被破壞。從圖形上可見到其形成逆時針螺旋狀與順時針螺旋。
另一個觀察是，在二○○○年之後，我們整體的失業率大幅提高，整個分散圖的輪廓往右方水平移動，這可以說是比較不良的發展，因為這意味者失業率的同步增高。當然也可以解釋成，隨著工業化的發展，二○○○年之後自然失業率提高了。
事實上，美國在一九七○年代到八○年代之間，石油危機與全球脫離了金本位制度，美國出現了停滯性通膨，美國努力打擊通貨膨脹，原本的菲利浦曲線在當時也完全瓦解，到了九○年代的美國出現了極度愉悅的低通膨與高成長。這使得我們必須了解，通膨與失業之間的關係並不是單純的因果關係，兩者之間的抵換關係並不是穩定的。
預期通貨膨脹率
為什麼菲利浦曲線會失效？那我們首先該反問的事情是，為什麼菲利浦曲線會有效？我們要知道在當時的經濟理論，總供給與總需求模型以及貨幣理論並不完備，這使得菲利浦曲線的提出與實證很有啟發性。他暗示政府在經濟體系運作出現失常的當下，可以有權衡式兩害取其輕的積極作為。因為從古典理論來說，失業率低的時期，總體經濟可能有較高的產出水準與經濟擴張速度，這會使得生產與勞動要素短缺，而導致價格上升。反之亦然，失業率高於自然失業率的時候，總體經濟產出有缺口，這時候有較多的資源剩餘，價格出現下滑。這使得菲利浦曲線成為經濟學當中的重要原理，儘管到現代也只是將其修正為短期效果，而非完全推翻。
傅利曼(Milton Friedman)與費爾普斯(Edmund Phelps)則加入了預期通貨膨脹理論，來說明為什麼政府光想要透過通貨膨脹來降低失業率是多麼的不智。假設NBA熱門明星林書豪連贏八場，球迷會不會預期下一場尼克隊勝球？會，但先決條件是教練要讓林書豪出場，萬一出賽前傳出林書豪拉肚子先進了急診室，你還會預期尼克隊勝球嗎？看，某些關鍵條件改變就會使得預期改變了。
我們對於通貨膨脹也是這樣，民眾與廠商多半依靠過去經驗來預期通貨膨膨脹。一旦政府用較高的貨幣成長想要降低失業率，若被民眾察覺，工人就會提高薪資要求，而雇主也願意配合因為他的名目收入一樣同步增加；當通膨預期在總體經濟中成形，雇主就會停止增加雇員，因為他的成本已經上升達到銷售增加的幅度，或是他必須裁員來反應過去一段時間增加的雇員。這使得在民眾與廠商還未意識到通貨膨脹的時候，短期當中價格與薪資的僵固性，貨幣政策足以引發更高生產量，長期下只提升了通貨膨脹，這也是貨幣理論重要的運作原則－－你不能永遠的瞞騙所有人。非加速通膨失業率
圖二、表示為菲利浦曲線受到預期通貨膨脹產生的水平上移，縱軸π是通膨率，水平軸u是失業率，從SPC0往上移動到SPC1、SPC2，代表預期通膨率的提升。所以當政府透過增加通膨率時，失業率從u*降到u1，但當預期通膨率被提升以後，在相同通膨率之下，失業率又上升回到u*，此時的u*被稱為NAIRU(Non-Accelerating Inflation Rate of Unemployment)非加速通膨失業率。
NAIRU是指總體經濟中，為了避免加速通貨膨脹所存在的失業率，這樣的失業率包含了摩擦性失業與結構性失業，其實，他也是自然失業率的另一種替換。也就是說政府可以在遇上總需求衝擊導致的衰退，或是貨幣需求大幅提高所導致的衰退所產生的產出缺口，短期透過擴張的貨幣政策，讓失業率從高於自然失業率或是非加速通膨失業率的水準，讓勞動市場恢復均衡狀態(自然失業率)。
但棘手的問題是，一旦失業率的提高來自於產業結構性的改變與政府勞工政策的影響要素，或是總供給衝擊之下的衰退，在這種狀況下提高通貨膨脹，只會單方面提高長期的通貨膨脹，而很難達到降低失業的效果。從台灣我們也可以看到進入兩千年之後，台灣產業升級並面臨越來越多的產業外移之下，我們整體失業率往上提升，所以我們見到，在二○○八年到二○一○年整體曲線往右平移。由○六年到○八年的垂直變化，我們可以推測台灣的NAIRU很可能落在四％左右，而預期通貨膨脹則不斷上升。
與魔鬼作交易不會有好下場
事實上，這也再次應證了通膨不是景氣擴張的標準特徵(請參考：通貨膨脹三位一體論者)，也就是說經濟學課本的傳統觀念，繁榮本身是經濟的主體，景氣擴張可以降低失業率達到自然失業率。而長期通貨膨脹是由於貨幣供給變化所帶來的現象，是經濟運作當中的客體，並非主軸。(請參考：貨幣通脹論？)如果我們考慮到總供給與總需求的衝擊，就可以知道停滯性通膨與低度通膨的繁榮，本來就是經濟當中允許出現的狀態，並非異常現象。
亞洲人的文化當中充滿許多迷信，例如：做好事就會得好報，就是一種天真的「抵換」想法。就業是由於商業與勞動力供給與需求變化所帶來的結果，並非只受到貨幣直接的影響。如同做好事是主動的行為，而得好報是外在的結果，兩者的關連並非絕對。我們可以這樣想，我經常聽到許多父母為了鼓勵孩童唸書(工作)，就會拿出物質上的誘因(增加貨幣供給)，利用金錢或出國旅遊，希望增加孩童激勵效果，這是個體經濟學告訴我們的簡單模型。但有些父母會成功，有些父母會失敗，如果掏錢就可以讓小孩念好書，全世界的父母都應該這樣做，並列為標準模型，但事實上沒有。因為照那種偏差的邏輯，孩童平均素質高的國家應該出現在先進工業國，許多學童平均素質高的國家也不乏開發中國家。
小孩是否會努力念書，與金錢的誘因並非直接關連。這牽涉到小孩自己對唸書是否有興趣是否有能力，還有小孩自己是否已經認為自己達到努力的上限(已達到自然就業率)有關。所以，我們不能永遠都依靠「抵換」關係去驅動每一件事情，僅管它有時候會有一點效用；況且，小孩可能會因為過度的激勵，讓他們沉溺於物質上的享樂，傷害小孩的人格發展，或是父母的激勵被精明的小孩預期，激勵必須要不斷超乎預期才能發揮效果，一如歐洲與美國有非常優渥的失業補助金，等同於變相鼓勵失業。
對於總體經濟的誤解
如果你的腦袋當中只有一套單一(幼稚)想法的總體經濟模型，這對你的財務決策必然會是很大的傷害。例如，我們總是習慣厭惡通貨膨脹，反對每年三％的通膨，反對央行擴張性貨幣政策，卻忽略我們每年有四％的經濟成長，經濟成長才是主軸而不是通貨膨脹。有時候為了恢復就業，通貨膨脹則是良藥而非毒藥，真正可怕的問題是藥物濫用，而不是藥物本身。
你若把通膨當作繁榮的標準模型，你就會誤以為央行升息的時候必然出現繁榮，二○一一四月十三日年歐洲央行ECB將基準利率調升一碼由一％至一‧二五％，你很可能會誤判認為歐洲經濟恢復繁榮。相較於歐洲央行，很容易讓人誤以為美國聯準會較沒紀律，以為美國喜好通膨，這些錯誤的意識形態施加在總體經濟當中，讓我們看到歐洲在短短六個月後，將利率快速由一‧五○％降回一％。是的，ECB錯誤的升息，加劇的歐債成本與延長歐洲恢復成長的時間，所以我們見到，一昧的依靠通膨想要增加經濟成長會導致危機，而一昧的抑制通膨也會導致危機。短期中通膨率與失業率存在著抵換性，但現代央行更側重於影響通膨預期，一個有紀律的中央銀行與政府會透過提高透明度與良好的財政品質來維持較低的通膨預期，一旦政府出現失當的貨幣政策與財政品質將會導致更高的通膨預期，使得通貨膨脹因為預期而自我實現，政府就必須在短期犧牲就業與產出來壓抑通膨，這時候是得不償失的；同樣的，像歐洲央行對於經濟局勢過於樂觀，又對通貨膨脹過度恐懼，並且過度壓抑通貨膨脹，貿然升息導致產出下降，在我看起來一點也高明不到哪裡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