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想要談談北捷事件。一場北捷的無差別屠殺案，震驚台灣社會各界。身為一個孩子爸的我，心中感到無比的悲憤，疑惑、憤怒、無奈、失望、沮喪，各式各樣的情緒在腦海湧現出來。我們無人不想要嚴厲懲罰那個造成社會傷害的殺人狂，對他的行為恨之入骨，希望他死一百次、一千次，或是用虐待他的方式來大快人心。在這種情緒激昂的時刻，整個社會氛圍卻陷入一種尋找代罪羔羊的搜尋模式。
首當其衝的就是台灣廢死聯盟，在媒體與網路言論間，不時可以看到批評廢死聯盟的言論，社會上形成一種「唯有死刑才能懲治殺人犯」主流意見。與主流意見相左的廢死聯盟則成為眾矢之的。
廢死聯盟，剛好成為北捷案的民眾出氣筒，被憤怒的情緒視為殺人共犯。但就客觀的現實來說，台灣事實上是一直存在死刑的，北捷殺人狂自己也表示是由於「不敢自殺，所以犯了可以獲得死刑的罪。」那是否我們可以這樣想：「因為死刑的存在，反而誘發了這次北捷殺人暴力事件？」死刑竟然成為歹徒殺人的理由，因此我們反而應該怪罪於死刑的存在？這種複雜反合的現況，讓社會陷入一種弔詭的矛盾。
我知道很多支持死刑的民眾，會用一種「你的家人也去當受害者試試看」，來反對主張廢死的言論。我能想像，在那個當下我一定會陷入瘋狂的憤怒，僅僅存在社會上的司法死刑根本就不能滿足我的仇恨，我要的是私刑，那種像EVA初號機大暴走啃蝕敵人每滴血、每塊肉的狂怒。但是我也知道，在悲憤與絕望之後，我可能不會付諸行動，因為我不是殺人魔，我的心裏當中存在一個阻止我的規範力量，就是那種自我約束的力量讓我們與殺人魔有所差異。
我不反對死刑，如果死刑的存在可以給社會有比較高的安全感，給受害家屬有一定的慰藉，給社會情緒有紓解的效果，死刑的存在並不是毫無意義。
我也不反對廢除死刑，因為死刑的存在與否，在國際觀感上反應一個國家文明的程度。如果台灣廢除了死刑，治安與犯罪率還持平下降，那我活在這樣的社會會更有安全感，這表示台灣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感與安全感相對比較高。相反的，如果縱使台灣有死刑，每年都有大規模喋血案件，經常要執行死刑，我只會覺得自己生處在一個野蠻的第三世界，並不會比較快樂。
台灣是否該廢除死刑，這是個討論的超過二十多年的事情了，在我來看卻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它不過是個眾人或民意代表決定的法規條文，一個國家對於死罪的存在與否，就好比是紅燈右轉要罰3000元還是罰6000元，或是酒後駕車該不該構成公共危險罪是一樣的事情－－要不要這個法案其實交給眾人決定就好了。因為，我不認為光是法律的改變就會對社會能有什麼太大的改變。因為在許多國家的經驗，死刑存在與否跟一個國家的治安沒有絕對的關聯性。
北捷案事件本身過於單一性，拿這個例子做為支持死刑或是廢除死刑兩方，在我看來其實都不具備足夠的正當性。為了人魔的犯行，讓社會陷入另一個議題的爭吵，死刑本身成為了人魔的羔羊。
子債父償？
第二個人魔的羔羊，是罪犯的家人，我看見網路上，他們的父母被形容成只愛賺錢，逼迫子女念書，不顧子女想法的邪惡形象，彷彿殺人魔就是他們這種父母刻意培育出來的。但社會上有多少這樣的父母，可是他們的孩子也不會在大庭廣眾之下殺人，或許那些孩子有這樣的想法，孩子心中有類似的不滿，但是他們懂得宣洩自己的情緒，靠著玩電玩、交友、遊山玩水、上網打打嘴砲罵政府，等等的自得其樂的行為，讓他們還是過著正常人的生活，而不至於去傷害他人的生命。
同樣生為父母，我也是從小在那種父母只要求孩子唸書就好，把自己孩子的成績與在校表現，拿來成為自己的榮耀，而一直受到打罵壓迫的環境長大。我非常懂那種考試只考98分回家還要被媽媽打的心情。我也知道那種只要成績不好，就被老師視為是團體拖油瓶、是群體中的廢物的羞辱，然後我開始放棄自我，不寫作業不念書，直到爸媽拿我沒轍，他們才願意降低標準，把壓力丟給我弟弟的時候，我才獲得了一絲自由的空氣。不騙你，那種環境之下，很想死，但我也沒有因此而變成殺人魔，如果在三國無雙裡達成千人斬，或是在VR快打裡施展無限鐵靠山，或是KOF裡用泰瑞空中無限連擊，這樣算暴力的話，那我的確是個暴力份子。
我並沒有因此怨恨我的父母，他們的教育程度就那樣，當時那個時代多數的父母都被政府洗腦到「唯有讀書高」，小孩子想畫漫畫、學音樂，都會被說是長大沒工作，他們只是沒有眼光可以見到，現在就連念大學也沒工作做。他們要是知道拼命念書上台清交的結果，不過是個上班族，每天責任制上班十個小時以上，也沒有加班費，股票也沒領個幾張，一不小心景氣衰退還回家大放無薪假，我相信多數父母不會再逼著孩子念書。
我不是說父母應該恣意控制孩子，要求孩子達成自己的想法。也不是說犯人的父母沒有連帶責任。或許犯人的父母釋出更多的關懷，可以阻止這次事件，但也難保只不過是把這樣的犯行延後幾年而已。
想要成為「自己理想中的父母」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情。大家說得都很好聽，當父母要傾聽孩子的聲音，要體諒包容孩子的情緒，要像朋友一樣關心孩子，讓孩子跟父母無所不談，時時關心孩子，發掘孩子天賦，成為孩子精神支柱，在家庭中充滿歡樂的氣氛。拜託，小孩子什麼時候會這樣對父母啊？我不是說沒有爸媽會這樣付出，事實上，我正在這樣要求自己如此對待孩子，但是要這樣做的代價是「非常累」，一累累個二十年，連續七千三百多個日子，而且沒有一天可以休息，絕對足以消耗榨乾掉父母每一滴體力與耐心。
請那些在網路上一昧責怪犯人父母的學生們，自己當父母以後，也自己立誓不隨便打罵、批評小孩，並且有愛有耐心的成為孩子的朋友，同時還要自己賺錢給小孩，滿足孩子基本生活花用，偶爾還要買點小禮物成為生活點綴，還要經常帶小孩開心出遊，讓生活更有樂趣。只是，孩子在高中大學念書的時候，會不會想說帶父母出門開心出遊，提升家庭生活品質的？亞洲的孩子，不是都用念書、要考試的理由來逃避家庭責任？
拜託，21歲是一個成年人了，犯人他自己做的事情要自己負責。
民眾把所有問題與矛頭指向犯人的父母，對於他的父母來說真的名不符實，這個莫須有的罪太沉重了。我始終認為，殺人魔之所以是殺人魔，是因為他的本質就是人魔。周遭的附加條件並不是他成為人魔的主要成因。否則這社會上有那麼多玩暴力電玩的小孩，有那麼多被父母逼著唸書的小孩，是不是孩子都因此而變成人魔，走上傷害別人的絕路？
以偏概全的激動
另一個人魔的羔羊，是當北捷殺人案發生之後，社會陷入一種「倒因為果」的情緒思考，只要跟殺人魔有關的標籤與樣板，都成為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例如，因為「殺人魔是宅男，所以宅男很危險」「因為他打電動，所以是電玩導致殺人魔」「因為他父母逼他念書，沒有關心子女，所以他才會變成殺人魔」……等等。
這裡有幾個最佳的弱智範例：鼻孔比眼睛高的弱智代表一，管中閔宣稱太陽花運動導致台灣競爭力下滑。禿頭弱智代表二，邱毅表示太陽花運動導致北捷殺人案。我很好奇他們的弱智是否在醫學上足以被診斷為腦死狀態。如果我跟你說「我看到街上路人都帶雨傘出門，所以導致台北下大雨」你一定會認為我是胡扯，因為你沒有像那兩位如此弱智低能。
然而，不論是媒體或是網路言論，逐漸被殺人魔牽著鼻子走，卻讓人擔憂對社會的後續影響。殺人魔說他打電玩，大家就怪罪暴力電玩？殺人魔說他因為吃漢堡後所以殺人，是不是台灣就不能賣漢堡了？因為殺人魔說他從小就不快樂，不想念書，所以就是父母的求好心切導致他變成殺人魔？
用愛與溫暖取代悲憤
我們應該更關心的問題是，政府到底願意付出多高的成本，以維持民眾安全存活的代價？北捷案突顯出我們大眾運輸系統的維安能力薄弱，政府為了維持治安願意投入的資源太低，社會中非政府組織以及與學校之間的聯繫不夠警覺等等。台灣並不是很大，但我們的社會安全體系卻太薄弱，面對那些邊緣人物，家人沒有警覺心，鄰居、學校自掃門前雪，而社會非政府組織能力與資金又不足夠。
政府需要做更多事前防範的工作，不論是維安警力或是深入社會的社會福利工作，都要更龐大的人力與資源才能提升國民的生活品質，同時增強社會安全網。但是政府為了應付立法委員與民意的壓力，我們經常拿左手去砍我們的右手，去刪減看起來無用的警力與社會福利預算。
在這個情緒高漲的時刻，我們最好的行為就是保持冷靜與理智，對我們的親人表達更多的關心，多打個電話噓寒問暖，多一點擁抱珍惜大家還擁有的緣分。我們都是台灣社會的一份子，在社會間散播更多溫暖，其實就是在幫助我們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