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是個死刑相關的議題，我並不想要加入存死與廢死的兩大爭論，那本是件有點腦殘的事情。我平時有小孩要帶，而且我還有裝潢的文章要寫，起了個頭但一直沒有完成，趁著有空的時間，把之前的草稿編寫完成，分享一下我的看法。
存死與廢死，它利用眾人的單一意見，把社會分成兩種族群，支持死刑或廢除死刑兩種，就像小學生的是非題一樣，只要畫上圖形，你就直接被打入「圈圈國」或是「叉叉國」的兩個派別，這是明顯的撕裂。
台灣為何總是陷入這樣的爭論？當然是因為近期社會案件的點火，加上政黨輪替政圈動盪的紛擾時刻，更讓群眾在各式各樣言論當中把自己分類，跳入了某一個陣營當中。不過「支持死刑」的一方顯然算不上是陣營，他們只是現行體制下護衛者，也沒有真正集結的代表團體。不過真正糟糕的是，有像蔡正元一類的人物，想要在其中分食群眾關注，或是搶著成為存死族群的代言人。
台灣陷入了一種死刑存廢討論的三元悖論，這個三元悖論(我借用了貨幣金融學的用語)也稱三難選擇，就是「支持死刑」、「廢除死刑」與「法律威信」三項的選擇當中，無法同時實現，最多只能同時滿足兩個目標，而必須放棄另外一個目標的三者不可兼得的現象。
到底是什麼意思呢？我們來看看支持死刑一方的多數言論，他們多半存有以牙還牙，嫉惡如仇的價值觀，也就是它背後的哲學是「人類對罪惡的厭惡」，可以說是一種人類追求完美的變形。而廢除死刑的一方呢？他們是用寬容與生命無價的信仰作為背後的價值觀，也就是說它是一種「人類追求完美的情操」的體現。你會發現，這兩者爭論，其實起源於「人類厭惡不完美」以及「人類追求完美」的兩個面向。人性本來就是多元複雜的，厭惡不完美與追求完美這兩件事情，在絕大多數人的身上是同時並存的，也就是說我們人性都存在著嫉惡如仇又追求超然，把任何一個人歸類只屬於某一個面向，都是極度天真而不懂人性真實面貌的。
那為什麼台灣會陷入死刑與廢死盤根錯節的爭論呢？主要產生問題的根源之一，是來自於多年來政府與司法的操作，我們為了在國際社會上爭取更多灌注，選擇在人權議題上要拓展更多的舞台，政府過去的作法不是直接與民眾溝通，或是招開國是會議透過立法院來表決是否廢除死刑，而是採用一種讓刑罰執行凍結的方式，來延長死刑犯的處決時間，用遞延的取巧，來換取表面上每年被處死的人數的降低，卻也產生了「死刑不會被執行」的觀感，產生坊間藐視法律，曲解成台灣是一個「有死刑，但殺人不用償命」的地方。
法務部鄉愿式的作法，導致了社會上對於死刑存廢的形成三元悖論。如果我們想要法律有威信，而且要彰顯人類對於罪犯的厭惡，這時候我們會變成嚴厲執行死刑的國家，甚至還變成某些罪犯唯一死刑的國家；依照台灣恐龍法官的智商，除那些真正該被處以極刑的犯人，還會有一些父母因為照顧自己小孩的疏失被法院槍決，也有可能是醫生開刀最終病人離世，卻被家屬控告謀殺罪還被處以死刑等等光怪陸離的冤獄案件。如果我們想要展現社會的寬容以及對於人權的重視，廢除死刑的理想，產生民眾無法懲治罪犯制止犯罪的憂慮。
我們應該要理智不要理盲，要小心自己被推入「二分法」的分化當中。對於死刑，是一個國家對於「極刑」的選擇方式，也就是說有許多可以取代的極刑也可以選擇，死刑並非唯一。社會規範的罪與罰，是由民眾共同決定的，我們對於重大罪犯的刑罰強度，是展現社會群眾的價值觀。如果你是一個正常人，當你見到重大罪犯而深惡痛絕，這是相當正常的事情，當你聽到某個死刑犯被槍決時，若你有感到同情，也是相當符合人性的事情，一般正常人其實都有著兩種人性的直覺，比率程度高低的差異而已。存死與廢死兩個看起來差異很大的歧見當中，已經有一個很大的共同交集，就是對於現行司法審判的不信任，存死一方認為司法過於寬鬆，「可教化」的主觀認定，讓死刑犯有脫罪的空間。而廢死一方認為司法判決不嚴謹，恐龍法官可能導致那些冤獄冤罪的受害者，被執行無法挽回的死刑，泯滅了生命的價值。
在死刑這件事情上，與其像現在這樣模糊不明，政府與立法院其實有責任為社會爭議尋找共識。儘管我個人是支持廢除死刑，但我認為在死刑尚未被廢除之前，政府仍然有責任確實的依法執行死刑，以獲得民眾對於司法的基本信任。如果政府與公眾認為死刑理應廢除，那請盡早付諸修法，或是尋找其他相對人道的極刑，以落實社會共識，避免遺憾。而社會上的隨機殺人以及頻繁的虐童案件，更需要有效的被遏止。期待十月的司法改革，可以逐步替這個難解的社會議題找到公眾可接受的答案。
